年羹尧是好人还是坏人 揭雍正是怎么处置年羹尧的(2)

　　(一)妄自尊大，不守臣道。

　　年羹尧平定西北边事后，权势虽然显赫，但这也完全不能与清初统兵的诸王相提并论。年羹尧竟然要与前任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拟，甚至还想超越胤禵的地位。年羹尧身为大将军，与各省督抚往来文书应当用咨文形式，以示平等。但他视同等官位的官员为自已的下属，给将军、督抚的函件使用令谕。 年羹尧进京陛见时，都统范时捷、直隶总督李维钧都得跪着迎接。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，年羹尧安坐而过，看都不看一眼。王公下马问候他，他也只点点头。雍正看见年羹尧随从的武将和士卒穿着沉重的甲胄，便叫他们脱下来，竟没有一个人敢脱。等到雍正告诉年羹尧，可以脱下甲胄，年羹尧下令，将士们才敢卸下铠甲。

　　雍正二年冬，年羹尧由京返陕路过保定，“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，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”，威风张扬。官员们送礼给年羹尧的称为“恭进”，年羹尧给人东西叫做“赐”，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谢恩，接见新属员叫“引见”。年羹尧吃饭称“用膳”，请客叫“排宴”。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，已属大逆不道。 在雍正面前，年羹尧也一样狂纵悖逆。年羹尧曾选编了一本《陆宜公奏议》，进呈后，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。尚未写出，年羹尧竟草出一篇，要雍正认可。当时的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，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，以示双方真诚相待，但这其实已越出了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。年羹尧陛见，在雍正面前“箕坐无人臣礼”。他的诸多恃宠骄纵，“实为近世所无”。年羹尧之不守臣道，走的是取祸之道。

　　(二)任人唯亲，植党营私。

　　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时，使用属员全凭自已的喜好。山西按察使蒋洞有着这样一段具体而翔实的记叙：“为川陕督臣，恣凭胸臆，横作威福，每遇文武员缺，无论大小，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。或一疏而题补数人，甚至或至数十人，吏、兵两部几同虚设。更可骇者，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，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，遍树私人，未有缺之，先外间己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，闻者亦疑信将半，未几而其缺果出矣，未几而其人果得矣。” 及至年羹尧擢升大将军，常以军功保举官员，滥用私人。吏部看是年羹尧的举荐，也格外重视，另立一类，称之为“年选”。年羹尧甚至不顾清律的规定，为其仆人桑成鼎以军功求职，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，后任直隶道员。受此非法优遇的还有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、刘以堂等。 年羹尧保举官员时，大多营私纳贿。如被年羹尧奏参过的葛继孔，通过两次打点，送铜器、瓷器、玉器、字画等物，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“留心照看”。

　　因被年羹尧密奏而罢官的赵之垣，送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之后，年羹尧转而保举其可以起用。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，年羹尧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，“再四恳求引见”，力保其人可用。 这样，年羹尧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党集团。该朋党集团还有王景灏、胡期恒、金启勋、王篙、刘世奇、黄起宪等数十人，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年羹尧的死党，但都与他休戚相关，荣辱与共。这个集团的形成，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政令的实施。雍正登位前亲身参与过争位斗争，深识朋党之害，故而登基后严禁党争。而年羹尧却大肆营私结党，危害政治清明。痛恨朋党的雍正，起初在年羹尧屡立战功时，还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到后来越发不能容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