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藤博文痛哭李鸿章怎么回事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私交很好吗(3)

　　虽然各为其国，而且在那个时期，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，但就私交而言，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。李鸿章说：“我若居贵大臣之位，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!”伊藤表示：“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，则政绩当更有可观。”李鸿章连称：“贵大臣之所为，皆系本大臣所愿为。然使易地而处，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。”伊藤说：“要使本大臣在贵国，恐不能服官也。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，忌者甚多，敝国亦何独不然!”他安慰李鸿章，甲午之败，绝非安徽人的问题(李为安徽合肥人)，而是中国的问题。

　　伊藤博文

　　应该说，随着《中日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，甚至还希望它籍此变法图强。因为明治维新以来，日本虽积极“脱亚入欧”，但国内仍有不少“兴亚”主义者。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，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，所以应联合中国，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。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，但清政府太腐败，必须将它打痛收服，再予以结盟。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，他甚至说：“中国强，日本才能强。中国好，日本才能好。”事实上，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，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，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、借鉴的浪潮，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。戊戌变法期间，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。1898年9月，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，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。可到了第二天，戊戌政变发生，慈禧太后再次临朝“训政”，光绪皇帝被囚。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，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，不知所措。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：“那么就救他吧!救他逃往日本，如至日本，由我来照顾他。梁这位青年，对中国来说，实在是宝贵的人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