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沫若为什么被骂无耻文人 揭郭沫若人品到底怎么样(5)

　　浪漫主义者在世俗人生中如此窘迫，愈发激起郭沫若心理的扭曲：因狂妄而自卑，因自卑而仇恨，因仇恨而更狂妄，满世界似乎都是自己的敌人。郭沫若因《女神》而一夜暴得大名，但主流社会并不因此接纳他。

　　郭沫若

　　商务印书馆是文学研究会的阵地，创造社无法染指;出版《创造》杂志的泰东书局又在经济上盘剥他们，郭沫若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，哀叹“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，把文章来卖钱，在旧时被视为江湖派，是文人中的最下流。因此，凡是稍自矜持的人，总不肯走到这一步”。

　　北大教授刘半农博士在《语丝》上嘲讽他是“上海滩上的诗人，自比歌德”，敏感而自卑的郭沫若竟然从“滩”字上读出了弦外之音，认定刘博士深得春秋笔法，是在讽刺自己只是一个“跑滩匠”的江湖派文人。他承认“人在落魄的时候，也有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，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。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”。

　　他浪漫归浪漫，其实很有点世俗心，因而无法释然，难以超脱，终日愤愤不平。田汉的舅父易梅园先生对郭沫若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评价，说他“很有诗人的天分，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”。

　　浪漫而不超脱，就只有革命一途了。知识分子加入革命，除了渴望向上流动的“烟火气”之外，还有一些形而上的精神理由。创造社后期转向了拥抱马克思主义，但郭沫若接受的马克思，不是那个写《资本论》“成熟的马克思”，而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反抗精神、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“青年马克思”。

　　因为处于被压抑的底层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含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成分，那篇充满喷薄之情的《匪徒颂》，讴歌的都是那些反抗时代的革命英雄，从克伦威尔、华盛顿，到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。

　　诗人郭沫若崇拜改朝换代的个人英雄，他相信神就是自我，自我就是神，但这个自我未必是他本人，而是一个拥有更强大权力意志的普罗米修斯。

　　传统的圣人情怀与西方的英雄崇拜在郭沫若的心中交织在一起，他放眼世界到处寻觅心中的偶像，最后定位在平民革命的苏俄，在列宁身上发现了自己心仪的普罗米修斯：“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/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/无衣无业的穷困的兄弟们/受了他天上盗来的炎炎圣火”。

　　列宁之后，他又寄情于斯大林、毛泽东，甚至借古喻今，不惜为商纣王、秦始皇翻案，他说，历代都说纣王是一个“暴虐无道”、“荒淫无耻”的昏君，这是不公平的，纣王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相貌端正魁梧，古代中国的统一，其实是由纣王开启端，秦王收其果。背着千古骂名的商纣王、秦始皇，何其冤枉!

　　在郭沫若的眼中，没有是非善恶，只有枭雄豪杰。价值上的虚无主义，让他拜倒在强者的权力意志之下。他曾经痛骂过鲁迅，但鲁迅一旦被树为左翼文化界的精神领袖，郭沫若的口径变了，他赞扬“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、民族的精英”。

　　到了晚年，甚至赖掉了曾经以“杜荃”的笔名骂过鲁迅，朋友问他是否用过这个笔名时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用过杜衡、易坎人……的笔名，杜荃我记不起来了。”

　　鲁迅过世之后，在周恩来提议下，郭沫若成为鲁迅的继承者，担当中国文化界的领袖。一旦摇身一变为左翼文化的旗手，原本自卑的自我便膨胀为真理的化身、宇宙的大神，在文坛上若有哪个开罪了他，或看谁不顺眼，郭沫若会以那支无比刻薄、霸气的利笔，携着权力的雷霆万钧之力，将对方横扫，决不手软。

　　最出名的是1948年他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战斗檄文《斥反动文艺》，像当年对待鲁迅那样，将沈从文、朱光潜和萧乾三位本来还算不上反动的中间知识分子，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　　沈从文开罪郭沫若，始于1930年发表的《论郭沫若》一文。沈从文有一点“乡下人”的迂直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，郭沫若是一个诗人，情绪是诗的、动的、反抗的，但写小说不行，他没有这个本事，因为他不懂得节制，不能节制的结果就是废话。郭沫若只适合写一篇檄文、一篇宣言、一纸通电。

　　读了初出茅庐的沈从文这番话，可以想见自负的郭沫若会如何地大光其火。更要命的是那个“乡下人”还将郭沫若与鲁迅比较，说鲁迅“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，把所见到感到的，仿佛毫不为难、那么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”，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，他“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，他看准了时代的变，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