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献忠为什么杀四川人揭秘张献忠屠川的背后真相(8)

　　向以仁君自命的崇祯，末日来临前夜也大开杀戒，连女儿也下得了手，一向视杀人如家常便饭的张献忠，预感到已走向穷途末路时，其疯狂与嗜血无疑将十倍于崇祯。姑且从《蜀碧》诸多记载中略举几例，以管窥当年：

　　杀降官。张献忠入川后，只有少部分明朝官员自杀殉国或潜往他乡，更多选择了投降。对降官降吏最好的做法应是尽量安抚，以示新政府仁德。然而或许是张献忠骨子里对既得利益者的憎恶，他实施了无情的诛杀。其中一次杀三百人。有亲信劝他，他说：文官还怕没有人做么?

　　杀部下。某日早朝，张献忠突然令人牵出恶狗数十条，放入臣子中间，凡被恶狗所嗅者，“引出斩之”，名曰天杀。

　　管理学校的某个祭酒之类的芝麻官做生日，收受了学生仅值十钱的礼品，张献忠将其剥皮实草。小官如此，高官也不见得安全：右相严锡命本是张献忠倚为臂膀的人物，张献忠偶然经过严的老家绵州，发现严宅十分壮丽，即命斩之。

　　杀士绅。传统社会，士绅乃社会中坚力量，约略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，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——至少是不反对——的政府，才有可能国祚长远。可惜，士绅同样是张献忠所憎恶的。张献忠密令各地守军，把当地士绅以选举名义召集城中，凡不至者全家处死，并坐近邻，等士绅云集城中时，令其由东门入西门出，尽数杀之。

　　杀学子。流氓无产者对读书人的仇视亘古不变，从刘邦拿儒生帽子当溺器开始，这些信奉强权和暴力的底层起家者，几乎从来不可能对知识保持敬畏，更不可能对学子保持敬意。刘邦因争夺江山的需要，后来稍微改变了一下对读书人的态度，可惜，张献忠无法和刘邦相提并论。张献忠诡称开科取士，强令各地学子汇聚成都，在贡院前设一条离地四尺的长绳，凡身长及绳者，都驱赶到西门外青羊宫集体屠杀。其所杀人数，“前后近万人”，读书人丢弃的笔墨纸砚堆积如山。幸免于难的读书人，只有两名身高不及四尺的幼童。

　　张献忠曾集诸生，出示新制的一幅纵横达一丈的旗帜，要求诸生在上面写一个巨大的帅字，必须一笔完成，能者免死。夹江县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，以大瓦缸贮墨，笔入其中浸泡三日，双手提笔直书，在黄旗上写下一个巨大的帅字。张献忠看了半晌说：“尔有才如此，他日图我者必尔也。”仍令杀死祭旗。王志道死时二十七岁。

　　如果说杀降官、杀士绅甚至杀学子，都还可以勉强为张献忠找到一些理由，对和他曾经一样卑微的底层民众的灭绝性屠杀，就只能以人性疯狂来解释了。张对底层民众的大屠杀并非始自攻占四川，在他十多年的造反生涯中屠城之举不胜枚举，如攻破襄阳后的屠杀，使这座繁华富庶之城“一片焦土，居民十无二三”。只不过，倘若说入川之前的屠杀还只是偶然行为，入川后的屠杀则已成为张的基本政策。可怕的是，张把杀人多寡作为考核部属的硬杠子，“得男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，女倍之，官以次进阶”。为完成命令，当然也为了升官晋爵，孙可望等人每日杀四五县不等。领命杀人的将士每天早出晚归，拿出以前种田的勤恳，不同的是，现在不是栽秧打谷，而是杀人越货。

　　商鞅变法最重要举措就是奖励军功，按杀人多少由国家给予相应职位，不过杀的不是治下平民而是战场上的敌人。杀治下平民以考核军人，遍搜历史，除张献忠外难找出第二人。